【文史】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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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0 马明良 时光之盟
回族在其形成和发展中的千百年历史长河，与各民族一道，为国家的统一和振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政治领域
元代，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政地理环境复杂、交通闭塞、军政关系紧张、民族矛盾尖锐的云南，他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治理云南，开发云南，为维护祖国西南边陲的稳定，国家政令的畅通，建立了卓越功勋。
明代，杰出的航海家和外交家郑和率领由近3万人和208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先后访问亚非30多个国家，航行10万公里（最远到达非洲肯尼亚的马林迪和蒙巴萨），传播了和平，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先驱。他的航行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20世纪末他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东方唯一的世界航海家。他为国家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2005年，在我国政府的倡导下，北京、南京、昆明、银川等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
明代的另一位政治家海瑞，清政廉洁，刚直不阿，敢于对强权和腐败势力说“不”，他有胆有识，犯颜直谏，撰写的著名《治安疏》，洋洋洒洒，矛头直指嘉靖皇帝的过失，史称“天下第一疏”——“清官海瑞”成为老百姓的千古美谈。
“五·四”时期，马骏以其赤诚的爱国心、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雄辩的口才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天津各界联合会负责人，他组织、领导天津的罢市、罢课运动，并作为天津代表赴京参加新华门总统府前的请愿，当面义责徐世昌，迫使北洋政府接受代表们的要求，拒绝签署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他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回族在国家危难之际，总是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马辰在官涌、东涌和攀石洋战役中，奋力剿防，屡建奇功，深得林则徐的的称赞。郑国鸿以浙江处州镇总兵调防镇海，他与其他官兵一道，数次击退英军，最后他与敌人血战六昼夜，身创数十处，壮烈牺牲。消息传来，道光帝“览奏为之坠泪”。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元春以天津镇标右营游击率领士兵进行大沽保卫战，他身先士卒，亲燃巨炮，痛击敌舰，击伤敌军百余人，后为敌方炮弹击中，英勇就义。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朝鲜平壤战场上，清高级军官左宝贵，在主帅投降、众将退逃、制高点沦陷的紧急关头，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虽身上数处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长驱直入，直逼中国的心脏北京时，清记名总兵马福禄率领甘军开赴廊坊参加了“庚子之役第一恶战”，百余名回族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给侵略者以重创；马福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也决不退缩，指挥官兵誓死捍卫京城，最后和他的族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等血洒正阳门，全部为国捐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图谋蚕食西藏，试图用各种卑鄙手段侵占我国领土，1913年10月——1914年7月，在北洋政府、西藏、英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唆使西藏代表首次公然提出独立，并强调西藏疆域包括青海南部等大片西藏之外的区域，丧权辱国的《西姆拉条约》随即出笼，袁世凯称帝心切，为急于获得英国等列强的外交承认，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已经草签了条约。而当时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与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的卖国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指出“西藏本中国属土，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事关国事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沥胆，沥血以告。”马麒“艳电”严斥了中央政府的怯懦退让行为，遏制了西藏上层亲英集团的分离倾向，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立了一大功。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的回族同胞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出版的回族刊物《突崛》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做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大敌当前，回族同胞，一呼百应，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冀中回民支队，在抗日英雄马本斋司令的率领下，在平汉铁路沿线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转战冀晋鲁豫边区，机动灵活，出奇制胜，在6年的游击战争中，共歼敌3.6万,攻克敌堡、据点数百处,冀中军区曾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铁军”锦旗一面。
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回族抗日爱国将士，如著名抗日爱国将军白崇禧于1936年6月就与李宗仁、陈济棠以两广兵力组成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中央对日宣战，抗战期间，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部长等身份，参与制订凇沪战役作战计划，协助李宗仁指挥；代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责，指挥武汉保卫战，击伤敌陆军5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击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的我方人员与物资也得以西运；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统一领导长江以南第三、第四、第九战区，指挥桂南战役，收复昆仑关。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1万多人，虏获战利品不计其数。“台儿庄大捷”被认为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第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和士气，振奋了全民抗战的信心。
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在回族中的影响，出面组织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动员全国回族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高级将领叶剑英等保持联系，提倡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保护了一批抗日爱国的文化人和其他进步人士。当抗战处在相持阶段的时候，地处西北边陲，远离战场的青海回族儿女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不但捐款、捐物，而且以马彪师长为代表的河湟健儿，挥戈东下，跃马中原，驰骋沙场，如猛虎下山，令日本兵闻风丧胆。
经济领域
在和平时期，回族以出色的理财才能和创造性的劳动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早在南宋时期，回族的先民在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时的泉州为最大最繁忙的外贸港口，长期由回回人掌管。香料富商蒲寿庚，因理财有方，南宋末年被提升为泉州市舶司，归顺元朝后升任福建行中书左丞；其后由另一位回回乌马儿继任在任泉州市舶司。这两位回回财政高官，管理有方，理财有道，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立下了汗马功劳。珠宝玉器业是唐宋以来回族先民的主要传统行业之一，到明代回族中的富商大贾多操此业，且有“识宝回回”之美誉，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回族珠宝行业经久不衰；民国时期北京最大的珠宝店为为北京回族常子春所开设。创于元代的白敬宇眼药是回族传统医学中眼科良药，20世纪初建立药厂，进入规模化经营，生产红灵丹、明目丸、牛黄解毒丸等90多种药品，产品远销国内外，并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1947年还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1966年改为“南京第二制药厂”，为国家医药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20世纪初，上海回族马晋卿创办了颇具规模的协兴公司，经营牛羊皮张、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材等的出口和水晶、蓝宝石、燕窝、西洋参、西药材等进口，其分号遍布全国，在香港设中转站，在科伦坡设分公司。如此庞大的商业网络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多见的。在农业方面，回族不但吸取了内地先进农业技术，而且把学到的这些技术传播到边疆和民族地区，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在清代，从华北各省进入东北的回族移民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步改变了当地居民“岁易其地，待雨而耕”的落后耕作方式，使其普遍采用了中原地区“轮作”方式，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由于回族还促进了各民族间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交流，如在藏区发展了蔬菜种植业，为彝区带去了茶叶、木棉以及蔬菜种子和种植技术，在云南和宁夏推广了水稻种植，在新疆发展了苹果和葡萄等园艺业，在傣族地区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回族还搞多种经营，清代陕西回族很多以牧羊为主，大荔沙苑回族聚居地更是“羊冠全省”；宁夏六盘山地区元明时期就是皇家牧场，清代回族对此又有新的发展；甘肃的回族向来有兼营畜牧业的传统。经商是回族的强项。回族先民是举世闻名的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在中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自唐代至明清，回族商业不断发展。清代前期和中期，西北一些大中城市如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等地回族商业蓬蓬勃勃。西安以食品、牛羊肉、饭店商为多；兰州西宁、河州、银川多皮毛商、百货商；乌鲁木齐则多玉石、盐米商。西北回族商业不但活跃了当地市场，而且还沟通和强化了内地与藏区的经济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发挥其善于经商的传统优势，充分利用国家开放搞活的有利政策，积极投身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大潮，在经济领域成为我国各少数民族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当人们受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和计划经济的束缚的时候，回族率先垂范，捷足先登，抢占了先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成功经验带动了周围观望、犹豫的人们，回族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有的甚至办各种企业，成为当地利税大户，这些企业还吸纳了大量城乡富余劳动力，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科技文化领域
在科技文化领域，回族建树更多，文化大师代不乏人，学术大家，丰碑如林。宋代有回回先民马依泽，精于历法，深受宋太宗赏识，授钦天监正。他计算预报日食、月食和五星行度更为准确，并首次将阿拉伯历法中的星期制度引进中国历法。
元代，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受政府之命建立天文机构回回司天台，进行天文研究，台中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天文学文献，其中包括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他还主持编撰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大型地理学志书《元一统志》和颇具影响的历法书《万年历》。在建筑学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元代回回建筑大师也黑迭儿丁，他以其才华和为人赢得忽必烈的信任，1264年，他奉命设计修建元大都宫城，历8年完工。为了充分体现皇帝的地位和权威，他将皇宫安排在全城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使之处于全城的中心点，同时为避免城市设计的呆板和单调，他以一个建筑大师的想象力，采取一种非凡的艺术手法，将庄严雄伟的宫殿建筑与妩媚多姿的自然景物结合起来取得一种人工美与自然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神奇效果。这是一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设计，正好体现了中国关于帝都建筑的理想：正方形的大城，四面各三座城门；大城的中心，前为朝廷宫阙，后为商业市场；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坛，形成“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他的这种设计为故都北京以后驰名于世奠定了基础。“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今天，当我们“阅读”这部“历史”时，不应忘记它的第一作者。
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多才多艺，在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均有出众的表现，在诗词方面成就最高。《雁门集》，文笔清新，堪称一部《诗史》。而其词流传更广，其中《满江红·金陵怀古》更是一首传诵已久、脍炙人口的杰作，像“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这样的词句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另一位诗人乃贤的诗很有个性，其中《南城咏古·黄金台》中“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一句成为千古咏诵的佳句。清代回族学者蒋湘南，博古通今，是造诣很深的文学家，又是著名诗人、方志学家、思想家、藏书家，被誉为“天下奇才”。回族书画家高克恭（元）、马守贞（明）、改琦（清）等在当时均享有盛誉，其中高克恭名气最大，善画山水竹墨，与著名书画家赵孟頫（tiao）齐名，有“南赵北高”之说。
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既熟谙伊斯兰文化，又有深厚国学根底的学贯东西的学术大家，如刘智、王岱舆、马注、马德新等，其中刘智成就最高，将儒释道伊四教融会贯通，推陈出新，达到了当时学术的最高境界，赢得了学界的公认，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说刘智“不但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位顶尖人物”，刘智在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史上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他的著作成为中华民族值得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在当代，回族当中也有一些学术大家，马坚和白寿彝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
回族当中还有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出身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幼年学经，1940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深造；1942年毕业后任中国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记者、编辑；1949年以后，先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总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82年—1992年任新华社社长。曾任中国新闻记者协会会长、中国新闻学院院长。穆青是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出色的文章立足的人，1943年他写的《雁翎队》，引起轰动，后成为各大学新闻专业的必修课教材；1966年他写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高潮。……
回族当中还有艺术大师和两院院士，如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和京剧大师马连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李德伦出身豪门，1938年考入辅仁大学，接受了良好的艺术熏陶。1953年赴苏联留学，师从世界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学习指挥。归国后担任中央乐团指挥，他率领中央乐团在全国巡回演出，普及交响乐知识；他应邀率领中央乐团赴世界各国如美国、加拿大、芬兰、捷克、德国、葡萄牙、卢森堡、前苏联等，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的艺术才华和交响乐水准，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誉为“中国交响乐之父”，其雕像与聂耳、冼星海等著名艺术家的雕像一起矗立在北京音乐厅。马连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与菊坛名家如梅兰芳、王瑶卿、尚小云、朱琴心、周信芳等合作演出，声名赫赫，被评为“四大须生”之一。1955年，他与谭富英、裘盛戎等组建北京京剧团，并任团长，他不但才艺精湛，而且品德高尚，获“德艺双馨”艺术大师称号，受到周总理的敬重和关怀。喜爱京剧的人，无人不知他的名字，他排演的作品《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等成为观众百看不厌的传世之作。
在代表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回族院士也名列其中，他们把自己的超人的智慧和才华贡献给了祖国，他们是著名化学家蒋锡夔、核工程物理学家刘广均、昆虫学家张广学、医学家王士雯。连续多年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终于在2002年度的评选中产生了。来自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的蒋锡夔院士带领的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获得了中国基础科研的这一最高荣誉。蒋院士课题组研究的项目叫“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的两个重要方面——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刘广均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首位。他是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专用设备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通过总结设备研制的六大环节，曾大大推动了专用设备研制进程。在专用设备研制技术攻关过程中，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首位。在分离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专用设备最佳运行条件的三种判据，阐明了浓度干扰在专用设备运行中的传播规律，对实际运行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气体分子运动论方面，提出了建立玻尔兹曼方程的模型方程的一种新的方法，推导出轻微稀薄气体中的熵增量公式，多篇论文发表于美国《流体物理》杂志，受到国际同行重视。张广学，昆虫学家，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将我国蚜虫记录从148种推进到1000种，发表7新属156新种；利用系统演化理论和支序分类学方法突破蚜虫11科分类系统，建立了13科系统；研究世界斑蚜科属间系统深化，创立4亚科分类系统；首次证明中国植物界的科级、属级分别与蚜虫的属、种级平行演化；提出杂草蚜虫深化为作物害虫进而深化为世界危险害虫生物型的重要事实和论断；最早提出以基地非耕种指数、生态自然调控机制和生物多样性作为评选马铃薯无病毒原种基地的首要条件，并提出综合防治蚜传病毒方法。王士雯是山东的回族，1933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士雯是我国著名的心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为发展我军和我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她从医近五十年来，参加过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获得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特别贡献奖”。她曾创下救治482例心血管病人而死亡率为零的成绩，治疗过3000余名（例）老年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并获得成功，成为医学史上的奇迹。她率先提出了老年多器官衰竭理论，使我国“老年多器官衰竭综合症”的临床救治成活率由原来的29%提高到现在的59%，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等10余项奖，并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还被评为“巾帼建功”标兵、全军妇女先进个人、全军优秀教师，荣立过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
从以上蜻蜓点水式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是公认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汉族学者李兴华研究员在对回族的贡献进行全面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指出：“中华文明曾经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先头，这是举世公认的。但宋元以后，显然逐渐放慢了前进的步伐，日渐落到了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的西方文明的后面。这时异域文明成果的再次引进，新的文明生力军诞生就显得特别必要和及时。假如没有回族及其先民引进的那些天文、历算、工艺知识，没有他们在经商、贸易、航海、西部开发等领域的奉献，没有回族学者在逐渐沉寂的学术领域泛起的浪花，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不知还会放慢多少。”